流隙

Flux Fissures

在后新巴比伦时代，构想一种游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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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新巴比伦的构想破灭

1974年，持续十数年的艺术实验项目“新巴比伦”被其设计者，曾在情境主义国际活动但最终与德波分道扬镳的艺术家康斯坦特·纽黑文斯亲手关闭。“新巴比伦”所设想的那个生产活动自动化，人类只需专注于创造的“嬉戏社会”（Ludic Society）停留在了蓝图规划与三维模型中。虽然其中的理念对后世诸如建筑电讯派、日本新陈代谢派等建筑学派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那些试图真正实现康斯坦特所构想的自由的可动的空间结构的实践却大多破产：普莱斯的欢乐宫在资本和政治纠葛中止步于动工前夕；黑川纪章的可动建筑，中银胶囊大厦的唯一一次移动，只在2022年被永久拆除的那一刻实现。

那么，为什么新巴比伦的这种自由构想会走向失败？究竟是在技术上无法实现，还是其构想本身存在矛盾？当新巴比伦预设的游玩能力被预先嵌入建筑空间结构中时，它是否还具有能够改变现有结构的创造性力量？我们还能够在当代社会中构想这样一种游玩空间？

二、新巴比伦：溯源及其结构性矛盾

1960年，自从康斯坦特离开情景主义国际之后，他便开始构想一种颠覆性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生长的建筑巨构，一个为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Homo Ludens）所设计的生活空间容器。在赫伊津哈那里，“游戏的人”能够进入虚拟的“魔圈”，游戏者共同接受规则，并以一种暂时脱离外部现实的游玩状态共同创造意义和文化。而康斯坦特则试图将这一有限的游玩状态扩大为总体的时刻发生的社会原则，一个广泛意义的“嬉戏社会”：游戏的人不再是与现实隔离的例外，而是社会的普遍状态；城市的交通、生产功能被置于巨构的底端，而主体部分的空间则成为能够随时改变隔断、功能、气候、氛围的游戏场。家庭、工作等中心化的固定社会关系被抛弃，持续流动、游牧式的和创造性的生活方式成为主导规范——赫伊津哈的“魔圈”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新巴比伦”则通过连接全球的区段和链接空间试图生产一种普遍游玩的主体。

而新巴比伦的结构性矛盾则在这种空间生产方式中暴露出来：康斯坦特试图用空间的表征来完全替代真实的表征性空间的生产方式，并将不可预设性的未来生活提前置入预设保证中。一方面，新巴比伦人的生活在自由的创造性的游玩中发生，另一方面新巴比伦的建筑巨构、交通设施与自动化生产系统却是高度结构化与机器自动化的。也就是说，它试图通过固定的系统来生产流动的生活。游玩、游牧、漂移所指向的光滑空间实际建立在高度条纹化的基础设施之上。康斯坦特将中心化的树状的社会关系转化为根茎式的结构，但背后支撑根茎化生活的系统仍然停留在树状结构中。就如福柯的异托邦所指出的，另类空间不是无限的开放空间，而是通过进入、退出与隔离的边界机制与日常生活产生差异。新巴比伦取消了“游戏的人”的他者性以追求一个绝对光滑的表面，异托邦的边界机制在社会关系层面被消除，空间的进入、退出与使用的权力机制便由此隐没在新巴比伦底部。

三、颠倒的空间：“游戏的人”到“自愿的囚徒”

由此观之，开放不等于自由，也可能是对深层机制的忽视；边界不等于控制，也可能是权力得以被夺回的界面。库哈斯曾在采访康斯坦特时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游戏和创造，但人们却并不愿意这样做呢？”

在《逃离，或建筑自愿的囚徒》中，库哈斯通过一份与新巴比伦截然相反的蓝图规划，走向另一极端的：他以柏林墙为灵感，想象在伦敦中心出现一条由两堵高墙围合的狭长城市。墙内的都市生活奢华而刺激，墙外的旧伦敦则逐渐衰败。人们争先恐后地要求进入墙内，自愿被划分等级，成为“建筑的囚徒”。而《癫狂的纽约》所呈现的曼哈顿虽然被严格的网格规划所划分，但网格单元内部的建筑空间却在都市居民的日常使用中不断叠加和交织。犹如加洛韦的晶格网络，规整的外部结构支撑着晶格单元内部的异质性。正是显性稳定的边界或网络结构的存在，才让其中异质的空间生产得以持续发生。相较于新巴比伦试图追求表面的绝对光滑却忽视了底层的边界与权力机制，库哈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将规则和边界暴露出来，并将问题引向边界的结构。

四、单位操作：有限与无限的游戏

边界的结构一面生产着空间本身的差异与变化，一面指涉着空间系统的权力机制。它决定着空间的使用边界、准入权、产权、执行机制。巴迪欧将人、行动和社会关系等进行组织，“计数”为一个整体情境，即一个杂多的“一”来进行操作。而我们也可以将空间的边界与权力要素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单位以讨论空间单位本身及其配置问题：游戏学者 Ian Bogost 从巴迪欧出发，将“一”看作既成的单位进行互相配置；而游戏设计师 Daivd Kanaga 则指出，如果从已经形成的单位出发，那么一个游戏的系统便被压缩为不同可能性状态之间的切换，即一个有限的，并且总是有限的状态机，而非流动的变化空间。那些无法被预设的差异变化则被排除。由此，一个游玩的空间与游玩主体不能停留在单位外部，而要介入到空间单位得以成立的计数过程中。

从这一层面回看新巴比伦，它将所有的异质行为和关系计数为“嬉戏社会”，将居民计数为“游戏的人”，将空间中的变化计数为“游玩”。康斯坦特设想一个可被无限游玩的空间，但实际的空间被嵌入在有限的状态机器中。那么，取消边界的构想是徒劳的，重要的是将边界重新显现并纳入被排除的要素，使原有的单位能够被持续地重新划分。

假若我们构想一个能够超越新巴比伦的游玩空间，则无法通过完整的预设生产或表征这样的空间。就如列斐伏尔在《走向享乐的建筑》中所说：“建筑不能像制造商品一样制造享乐；它只能准备、允许、支持或者开启享乐发生的条件。” 游玩空间无法被预先表征或被预设生产，空间的表征在这里必须缺席。它只能被游玩的主体，即游戏的人所生产出来。就如 Kanaga 所强调的“让游玩引发设计”。游戏者需要持续地规定与再规定游玩空间的内外部的边界关系以生产空间。创造性的游玩空间不是没有边界的光滑空间，边界需要被显现并不断地进入争论并重新规定，通过持续的新的实践指向持续更新的空间结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