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下电脑的启动键，幽深的屏幕随即被暗淡的光亮笼罩。纯黑的机身躯壳响起微弱的轰鸣声，数百万计的集成电路和计算单元闪烁着苏醒。被电子信号激活的数据流在这具硅基躯体内部汹涌奔走，它期待着、颤栗着准备开始行动。然后它睁开了眼。它看到了什么？一部虚拟的，甚至被简化了的单片机，其复杂度不足它自身的百万分之一。这就是电子游戏，它不指向生产，而是“耗费”，它克服“非必要的障碍”。但在“耗费”之外呢？当我们在游戏《SHENZHEN I/O》中扮演一位华强北打工者，对照着游戏附带的几十页说明手册学习单片机编程以解开设计师设下的谜题时，我们似乎不在做无用之事，我们在学习运行着游戏的这台黑箱内部的知识。电子游戏在被运行、交互和操控的同时，也在训练玩家主体。曾被技术吸纳的知识反过来规训和塑造玩家主体，黑箱被打开了，人们再度掌握他们失去的知识，电子游戏作为人的技术器官而运行着。 斯蒂格勒曾指出，人类正在变得无知：随

一、引言：新巴比伦的构想破灭 1974年，持续十数年的艺术实验项目“新巴比伦”被其设计者，曾在情境主义国际活动但最终与德波分道扬镳的艺术家康斯坦特·纽黑文斯亲手关闭。“新巴比伦”所设想的那个生产活动自动化，人类只需专注于创造的“嬉戏社会”（Ludic Society）停留在了蓝图规划与三维模型中。虽然其中的理念对后世诸如建筑电讯派、日本新陈代谢派等建筑学派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那些试图真正实现康斯坦特所构想的自由的可动的空间结构的实践却大多破产：普莱斯的欢乐宫在资本和政治纠葛中止步于动工前夕；黑川纪章的可动建筑，中银胶囊大厦的唯一一次移动，只在2022年被永久拆除的那一刻实现。 那么，为什么新巴比伦的这种自由构想会走向失败？究竟是在技术上无法实现，还是其构想本身存在矛盾？当新巴比伦预设的游玩能力被预先嵌入建筑空间结构中时，它是否还具有能够改变现有结构的创造性力量？我们还能够在当代社会中构想这样

2026 年初，Openclaw 使智能体技术进入大众视野；3月，诸如“同事.skill”等主体蒸馏的实践行为开始在互联网上迅速流行；4月，Meta 宣布强制收集旗下员工的所有设备使用数据进行可替代员工能力的大模型训练。种种景象表明，人的个体知识与工作能力正在被解构为数据并流向大模型，被复制和替代。 这种对人类属性的数据提取并非始于当下。正如 Alexander R. Galloway 在《不可计算》中所谱写的计算与不可计算的媒介技术史：“计算在不断吸纳不可计算性”。身体、经验等一系列原先被认为不可计算的部分被新技术分解为离散符号，被纳入外置系统中运行和计算。在今天，构建于中心化设施基础之上的监控资本主义吸纳 AI 大模型技术，并在开发者对未来技术的宏大叙事叠加下转变为了某种更加庞杂的事物。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当下这一媒介技术环境的转变？聚焦到数据计算流程来看：这一流程如何运作？其运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