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隙

Flux Fissures

形式证明的自动化之后:数学理解与知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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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学突破后的共同体争议 10月7日,OpenAI 发布 300 多个数学结论与三道千禧难题的实质推进结果;同日,以陶哲轩为代表的数学界集体对 OpenAI 进行全面抵制,并对其完全无视数学界学术共同体的做法进行激烈抗议;10月9日,陶哲轩正式指出数学进入“2.0”时代:数学证明工作被 AI 替代,而人类成为 AI 证明工作的下游。但就如 10月13日发生的反转:一个月前 AI 对 NS 方程的解题路径与当初人们,包括 OpenAI 自己,所认为的路径完全不同——即使 AI 已经给出了可逐步检验推导的形式化代码——我们该如何吸收连开发者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成果? 当 AI 能够自动生成形式化证明,“数学结论”和“数学理解”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数学界的抗议落在何处?为什么同样在生物学界的类似事件的反应却恰好相反?我们该如何理解和继续构建 AI 介入之后人类共同体的知识秩序? 二、从证明生成到数

计算媒介中的迷幻体验:“自由主体”如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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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SD 到个人计算机:自由想象的流动 1994 年,迷幻文化倡导者 Timothy Leary 作出宣告:“个人计算机是1990年代的 LSD。” 作为反文化的起点与核心之一,LSD 承载着这样的自由期待:通过改变意识与感知,将个体抽离出日常秩序,并重新塑造自身。随着个人计算机接入互联网,个体能力在跨地域节点连接中进一步强化,自由期待也随之延伸入网络空间。然而反文化运动所孕育的科技乌托邦主义在随后十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中走向衰败,并最终被技术现实主义代替,此时我们又该如何想象 Leary 的宣告?所谓的“新时代的LSD”究竟代表着怎么样的自由想象?而随后二十年涌现的电子迷幻艺术所宣称同脉的迷幻体验又如何通过技术、设计与交互体验重新想象这种“自由”,这些想象又是如何中介主体与自身、他人及现实的关系的? 《破周报》的反反毒专题指出,迷幻物质的作用不是使人脱离现实世界,而是帮助个体脱离或重新审

新自由主义与加州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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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David Harvey 的《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以及 Richard Barbrook 与 Andy Cameron 的《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 Ideology)的读书笔记,将两者进行比较阅读并对其中的核心观点做了简单梳理。 「新自由主义」首先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成立,拥护市场自由,并以「自由」为名掩盖社会结构问题,将风险责任转嫁给个人。这一思想逐渐进入国家政策并切实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对部分民族国家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在 Harvey 看来,新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制度的正当性通过市场和个人自由来自我论证,而其历史地位的建立则主要通过恢复或建立经济精英(指企业董事会和行政总经理等)的阶级权力来展现。Harvey 在书中尝试回答:这一思想是如何成立的?又是如何转变为政策的?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怎

电子游戏作为知识的技术器官:《SHENZHEN IO》中的技术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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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下电脑的启动键,幽深的屏幕随即被暗淡的光亮笼罩。纯黑的机身躯壳响起微弱的轰鸣声,数百万计的集成电路和计算单元闪烁着苏醒。被电子信号激活的数据流在这具硅基躯体内部汹涌奔走,它期待着、颤栗着准备开始行动。然后它睁开了眼。它看到了什么?一部虚拟的,甚至被简化了的单片机,其复杂度不足它自身的百万分之一。这就是电子游戏,它不指向生产,而是“耗费”,它克服“非必要的障碍”。但在“耗费”之外呢?当我们在游戏《SHENZHEN I/O》中扮演一位华强北打工者,对照着游戏附带的几十页说明手册学习单片机编程以解开设计师设下的谜题时,我们似乎不在做无用之事,我们在学习运行着游戏的这台黑箱内部的知识。电子游戏在被运行、交互和操控的同时,也在训练玩家主体。曾被技术吸纳的知识反过来规训和塑造玩家主体,黑箱被打开了,人们再度掌握他们失去的知识,电子游戏作为人的技术器官而运行着。 斯蒂格勒曾指出,人类正在变得无知:随

在后新巴比伦时代,构想一种游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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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新巴比伦的构想破灭 1974年,持续十数年的艺术实验项目“新巴比伦”被其设计者,曾在情境主义国际活动但最终与德波分道扬镳的艺术家康斯坦特·纽黑文斯亲手关闭。“新巴比伦”所设想的那个生产活动自动化,人类只需专注于创造的“嬉戏社会”(Ludic Society)停留在了蓝图规划与三维模型中。虽然其中的理念对后世诸如建筑电讯派、日本新陈代谢派等建筑学派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那些试图真正实现康斯坦特所构想的自由的可动的空间结构的实践却大多破产:普莱斯的欢乐宫在资本和政治纠葛中止步于动工前夕;黑川纪章的可动建筑,中银胶囊大厦的唯一一次移动,只在2022年被永久拆除的那一刻实现。 那么,为什么新巴比伦的这种自由构想会走向失败?究竟是在技术上无法实现,还是其构想本身存在矛盾?当新巴比伦预设的游玩能力被预先嵌入建筑空间结构中时,它是否还具有能够改变现有结构的创造性力量?我们还能够在当代社会中构想这样